邱耀庭律师，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、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。现担任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讲师、中山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山市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委员。熟悉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等常年法律顾问工作，专注擅长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等行政方面业务，代理行政机关处理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过百宗，熟悉土地争议、信息公开、土地征收、行政处罚、国家赔偿、行政协议、非诉执行等各类行政业务。担任大型国企、私企等常年法律顾问工作，擅长民商事争议解决（建筑工程施工合同、租赁合同、侵权等纠纷）。
“每一个案件它不稀奇，法律不外乎人情。既要懂规则，更要懂规则的边界在哪里。”
当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邱耀庭说出这番话时，语气中没有刻意的修饰，却透着一种在无数个凌晨一点半的加班中沉淀出来的笃定。他的职业生涯，没有戏剧性的转折，却有一条清晰的轨迹——从站在师傅旁边逐字学改合同的实习律师，到如今在政府法律顾问、国企合规与行政诉讼领域独当一面的专业合伙人。角色在变，案件的复杂度在变，但贯穿始终的，是他对法律逻辑的清醒认知和对专业边界的敬畏。
一、师徒传承：从“被修改”到“被辩论”
在律师行业，有一种隐形的血脉，叫师徒传承。
对于邱耀庭而言，这句话不是比喻，而是他职业生涯最真实的写照。从踏入法律行业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没有换过团队。从实习律师到独当一面的合伙人，他始终在同一支团队里完成着自己的职业蜕变。
“我的师傅，是我第一位指导律师，也是我至今的团队负责人，”邱耀庭说，“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稳定关系。”
这种稳定性，在流动性极高的律师行业里，并不多见。而支撑这种稳定的，是师傅从一开始就为他设定的职业定位——不是助理，不是跟班，而是一个终将独当一面的合作伙伴。
“师傅给我的定位很清晰：你总有一天会成长，会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律师。”邱耀庭回忆道。这种定位，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培养方式的差异。他不是被当成“帮手”在使用，而是被当成“未来的合伙人”在塑造。
这种塑造，最早体现在最细微的地方。
“刚进来的时候，每一份合同，每一个字，师傅都给我改，”邱耀庭说，“改的时候，我就像小学生一样站在旁边，听他怎么斟酌，怎么推敲。”
那些站在旁边看师傅逐字修改合同的时刻，构成了他职业生涯最扎实的基本功训练。法律文书不是模板填空，而是逻辑与表达的双重打磨。一个词的轻重，一句话的缓急，背后都是对法律关系的精准拿捏。
随着合作时间拉长，师徒的边界逐渐模糊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更平等、更专业的合作关系。“现在我们会辩论，会有观点碰撞。他不会因为他是团队的主任，就要我听他的。我们允许彼此发表意见，在法律问题上，谁的逻辑更成立，就听谁的。”
这种被允许“反驳”的氛围，恰恰是一个团队健康运转的标志。在邱耀庭看来，师傅身上最值得学习的，不只是专业知识，更是一套关于“如何做大做强且做得长久”的团队哲学——愿意聆听，尊重分歧，给予信任。
从站在旁边看师傅改合同，到独立操盘政府法律顾问与国企合规业务，邱耀庭的成长路径，正是律师行业师徒传承的一个样本：用稳定的关系，完成专业的迭代；用信任的放权，成就真正的伙伴。
二、两案两识：在实体与程序的交汇处
邱耀庭执业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两个案件，恰好构成了他对法律逻辑的两层核心认知——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。这两层认知，也成为他后来服务政府客户时，最底层的专业支撑。
第一个案件，关于实体正义的边界突破。
“一位五保户叔叔，把子女带大，虽然法律上不是‘法定继承人’，但感情上是最亲的人。老人车祸去世后，保险公司以身份问题拒赔。”
如果只看《继承法》的字面规则，子女确实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。这个案子如果机械适用法律，胜算很低。
但邱耀庭没有止步于法条。他带着团队实地走访五保户的村庄，调取了几十年的老户口底册，说服邻居和村委会出庭作证。最终，法院突破了形式上的主体资格限制，判决保险公司赔付。
“法律有规则，也有原则。《民法典》是鼓励家庭和睦、弘扬良好家风的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仅仅因为一纸文书上的身份认定，就否定了几十年血脉相连的亲情，那法律的温度在哪里？”
这个案子让他深刻认识到：法律规则是刚性的，但法律原则是有弹性的。当规则与事实发生冲突时，律师的价值在于用证据链修复断层。
第二个案件，关于程序正义的底层逻辑。
“一家企业拿地后因客观原因未能开发，市政府直接依据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收回了土地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是资产的灭失。”
这个案子表面上看，土地确实闲置了，政府似乎是在依法行政。但邱耀庭没有纠缠于“是否闲置”这个实体问题，而是直接切入程序合规的维度。
“在行政法的框架里，闲置土地收回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。既然是处罚，就必须经过立案、调查、听证、集体讨论等法定程序。但在这个案子里，这些程序全部缺失。”
他解释说，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逻辑起点完全不同。民事官司看的是“实体”，即你到底有没有理；但行政官司，首先要看“程序”。政府的权力再大，也要在程序的轨道上运行。
“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前提。程序错了，实体再有理也不行。”
最终，法院判决撤销了政府的收回决定。这个案子不仅为企业挽回了巨额资产，更在当地行政司法领域树立了一个标杆：权力必须在程序框架内行使，这是法治的底线。
两个案子，一个关乎实体正义的边界突破，一个关乎程序正义的底线坚守。它们共同构成了邱耀庭的法律认知框架——既要懂规则，更要懂规则的边界在哪里。
三、服务政府客户：在合规的边界上做“守门人”
正是基于对实体与程序的深刻理解，邱耀庭将业务重心锁定在了政府法律顾问、国企合规与行政诉讼这一细分赛道。
“服务这些单位，对律师的综合能力要求极高，”他说，“光懂法律是不够的。国资委的规定、财政部的文件、甚至客户内部的工作条例，你都要门儿清。”
这种高要求体现在多个维度：
第一，合规体系的复杂性。 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合规要求远高于一般民事主体。一个合同审阅，可能要同时兼顾国家法规、地方政策和内部规章的多重约束。
第二，决策影响的广泛性。 政府项目往往涉及公共利益，决策的容错率极低。律师提供的每一份法律意见，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责任。
第三，抗压能力的硬性要求。 面对动辄涉及数十亿资产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项目，律师必须保持冷静和判断力。
“这些客户的合规要求，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，”邱耀庭说，“你要在满足监管红线的前提下，帮他们找到商业上可行的路径。这考验的不是单一的法律知识，而是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。”
在他看来，服务政府客户的核心价值，不是帮他们“打赢官司”，而是在事前帮他们“看清风险”。一个合同条款的审慎设计，一个决策程序的严格把关，往往比事后补救更有价值。
“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在帮客户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，而是在帮他们避免即将发生的问题。”
结语
在邱耀庭的价值观里，律师的商业价值，不是靠收费高低来衡量的。
“做律师要有担当。对当事人，对合作伙伴，都要有，”他说，“我们服务的客户，很多是政府和国企，他们的决策影响面大、容错率低。我们提供的每一份法律意见，背后都是责任。”
他坦言，赚钱不是首要目标。“如果你能通过一个案子，让客户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，感受到律师的价值，这种成就感比收费多少更有分量。”
这种理念，反而让他在商业合作中获得了更多信任。
“客户不傻，他们知道谁是真正在帮他们解决问题。我服务的国企和政府单位，很多都是长期合作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我不会为了赚钱而给一个‘万金油’式的意见，我会告诉他们：风险在哪里，底线在哪里，怎么做最稳妥。”
